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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伊拉克打击恐怖主义******

　　中新社联合国2月2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2日举行伊拉克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伊拉克打击恐怖主义，肃清“伊斯兰国”等恐怖极端势力，防止其回流蔓延，巩固来之不易的反恐成果。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亨尼斯-普拉斯哈特作通报。她表示，约三个月前，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产生新一任总统并确认新一届政府构成，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紧张局势、政治不和与权力较量。她敦促伊拉克政界把握机遇期，处理好腐败、安全、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等问题，让这个国家彻底摆脱不稳定与脆弱的循环。

　　戴兵发言说，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恐怖残余势力仍在不断发动不对称袭击，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伤亡。联合国收集“伊斯兰国”在伊罪证调查组要尽快向伊拉克移交所收集证据，助力伊拉克根据本国法律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中方欢迎伊拉克持续推进叙利亚霍尔营地内伊拉克公民的遣返和安置工作，敦促有关国家像伊拉克一样负起责任，尽快推进在伊外国恐怖作战分子及其家属的甄别和遣返。

　　戴兵表示，根据秘书长报告，战争遗留爆炸物和简易爆炸装置持续造成伊拉克平民伤亡，是伊拉克儿童伤亡的主要原因。这些爆炸物很多都是二十年前战争留下来的，当年发动战争的国家应该主动站出来，在帮助伊拉克扫雷、援助受害者等方面拿出实际行动。

　　戴兵说，伊拉克的和平离不开稳定的地区环境。中方多次强调，伊拉克不是地缘争夺的博弈场。中方支持伊拉克同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应对跨境挑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尊重伊拉克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通过同伊拉克政府开展合作的方式解决自身安全关切。

　　戴兵说，过去几十年，伊拉克饱受战争冲击，人民历尽苦难。国际社会应当积极帮助伊拉克重建基础设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等联合国在伊机构要把资源和精力更多投向伊拉克人民最需要的优先领域，按照授权和彼此分工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国家工作队的作用。今年是联伊援助团成立20周年，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在征求伊拉克意见基础上，对联伊援助团工作和绩效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估，并就特派团中长期前景进行认真研究。

　　戴兵说，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伊拉克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将继续支持伊方开展经济重建，帮助伊方恢复工业、改善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伊拉克长治久安、为地区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完)

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并就强化审判职能，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防病治病、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司法解纷选择不足，案件类型集中、保护覆盖不全，审理周期较长、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意见》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意见》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实现“能判、愿判、敢判”，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外，多了一道“专利保护”的选择，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同时，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

　　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意见》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有序竞争的秩序，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是属于个人的，需要精准识别。可以说，区分“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和“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

　　其次，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对司法部门而言，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再次，应当完善配套制度。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对中医药而言，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建立商标、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

　　最后，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进行专利布局，实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逐步产业化，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

　　（作者：邓 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